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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3日,距离“皖南事变”发生不过15个月,郭沫若创作的历史话剧《屈原》便在战时陪都重庆首次公演，此前一天,即4月2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4月3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间就抱床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爆炸了吧......”的声音。
《屈原》所造成的巨大轰动效应,至今回眸，仍令人叹奇。那么，当时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历史剧?它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完成的呢?
一、《屈原》是郭沫若的报国之作
众所周知，《屈原》是在抗战文化汹涌彭湃的大潮中诞生的，并成为这个时代大潮中最震响的涛声之一。彼时的四川特别是重庆,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用笔作刀枪,用舞台作阵地,发挥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①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各种抗日势力(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在竭力调动一切力量进行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战争。抗战思想的宣传深入人心。纷飞的战火,搅翻了国统区文艺界的一潭秋水。
抗战戏剧是当时文艺天空上引人瞩目的一片星光。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青年剧社、中电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孩子剧团、怒吼剧社等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成立。②
现代题材的、历史题材的话剧,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宋之的的《雾重庆》《民族光荣》，田汉、夏衍、洪深等的《风雨归舟》(又名《再会吧,香港!》),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联翩推出,并迅速登上戏剧舞台。作为中国文艺界,尤其是大后方文艺界领军人物的郭沫若，则是这个戏剧浪潮的最早弄潮儿。他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给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师生的回信中说:“‘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③1937年7月25日清晨郭沫若悄悄地离开了与自己生活了21年的日本妻子安娜及四儿一女,从神户乘船秘密回国。他10年未曾踏上故国的土地,在即将抵达上海港时,想着马上就要与同胞们一道投入神圣的反侵略战争,不禁从离别的落寞中振奋起来,写下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真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④
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郭沫若在16个月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出6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成为抗战戏剧星光里最大最亮的一组星链。其中他最负盛名的《屈原》以历史的爱国者的慷慨悲歌表达了现代爱国者的赤子热忱。
二、《屈原》是郭沫若的书愤之作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9000余人的新四军战士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血战七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 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声称将把被扣押的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1月17日夜,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即悲愤地写下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8日,题词便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作了有力挞伐。⑤
由当时身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亦十分震惊，接连几天手捧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向大家反复吟诵周恩来的题词,悲愤之中，往往哽咽。他其时还赋有律诗二首:
危局纵教如累卵，还领群力共撑支。
王尊且勉叱驱志，郭太难忘党锢悲。
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
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
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罪出连绵。
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
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
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籧蒢真个妍!⑥
与此同时，郭沫若率文工委的同志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做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1942 年初,郭沫若将他自皖南事变一年来的构思付诸笔墨,仅用10天(1月2日至11日)就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书愤之作——《屈原》。⑦
这部历史话剧撷取屈原在楚宫任三闾大夫的一天(实际浓缩了屈原一生),来表现屈原反侵略、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精神。《屈原》全剧的主要事件如南后陷害屈原,婵娟大骂南后,婵娟服毒身亡，火烧东皇太一庙等，都是作家虚构的。其中张仪使楚离间齐楚关系,导致楚怀王“信张仪,遂绝齐”的事件,按《史记.屈原列传》记载是发生在屈原被绌(疏),“不复在位”之后，并不是发生在屈原任左徒或三闾大夫期间。而《屈原》却把虚构出来的南后陷害屈原（《战国策》中的南后是谗害魏美人)同张仪使楚联系在一起了。郭沫若以其“失事求似”的创作方法，让南后与屈原在同一空间里进行直接交锋。而这种直接交锋,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而是同楚国内部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紧密相联。同张仪诱降楚国、破坏齐楚友好(《史记》称“从亲”)的阴谋和反诱降，反破坏的斗争紧密相联。这就使屈原置身于重大而严肃的斗争之中。作者用严峻而巨大的冲突来表现屈原的英雄气概和崇高气节,即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不用说,屈原反对以南后等为代表的投降势力的英勇斗争,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郭沫若通过屈原同南后等投降派的斗争，揭示出一种可贵的历史价值——就是与现实社会相通的爱国主义。郭沫若把屈原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正义同抗战现实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路,同反对反动派的投降倾向以及分裂行为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了历史真实与时代现实的契合点。这样,郭沫若也便把历史传统民族精神跟如火如茶的现实斗争沟通起来,达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最终目的。
郭沫若塑造南后形象的另一个用意，我们可以在其《<屈原>和<厘雅王>》一文里寻到答案。郭沫若指出,他是将第五幕《雷电颂》作为屈原最后感情爆炸的顶端,形成“对怪力乱神的泄愤”;还说:“第三第四两幕的作用，都为的是要结穴成这一景，在第二幕中一度高潮了的愤懣，借第三幕的盲目的同情——而其实等于侮辱,来加以深化。在第四幕中借诗歌的力量本已有可能陷入陶醉而得到解脱，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面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在骂了张仪之后,终竟遭了缧绁,我是存心使他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咱古语云:“蓄之愈久,，发之必速;压之愈烈，发之必猛。”屈原最后在《雷电颂)里的“火山爆炸”,正是“被恶势力逼到真狂界线上”的悲壮而有力的大反抗。这也正是郭沫若写《屈原时的心境,也是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以来,自“七七事变”以来、自“皖南事变”以来的普遍心境。
三、《屈原》是郭沫若的知遇之作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变得险恶了。为了保护进步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南方局
安排重庆、桂林等地爱国民主人士，包括邹韬奋、茅盾、宋之的、章泯、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或去香港,或赴延安。但郭沫若、阳翰笙等文工委的同志仍坚守重庆。为了鼓励留守的文化精英，也为了击破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 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提议文艺界举行活动,庆祝郭沫若50寿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起初郭沫若以为不可，予以谢拒。然而周恩来却向他挑明，说这不仅是为你祝寿，而是通过这个活动彰显民主进步的力量。
周恩来的豁达耐心和政治远见,屡屡为郭沫若领教折服。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信任，更为郭沫若亲身体验而每以回报。如郭沫若在国府所任第三厅厅长及文工委主任等职，均是在不明就里以推辞下而周恩来子以苦口婆心做工作后担任的。更令人感动的是，周恩来还让同是著名戏剧家却又是资深共产党员的阳翰笙一直充当郭沫若的副手,为他冲锋陷阵、排忧解难。当时文化界便有这样的说法:“阳翰笙是郭沫若的代言人和左右手。郭沫若的50寿辰暨创作25周年庆祝活动就是阳翰笙接受周恩来指令一手操办的。”这个庆祝活动节目多,规模大、规格高，专们成立了由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陈布雷、孙科、张道藩等参加的筹委会。11月16日举行正式庆祝大会,2000多来宾济济一堂。 主持人是冯玉祥，发启者包括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周恩来等。这天早晨，《新华日报》还推出由周恩来题写刊头的纪
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在特刊上发表《我要说的话》，是盛赞，却又出自肺腑: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⑩
据说，当郭沫若读到这些真诚的赞美时。眼睛湿润起来。他知道周恩来跟自己的心是相通的。他对秘书翁泽永感叹道:“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⑪
郭沫若引周恩来为知心知己，实际也就是引中国共产党为知心知己。中国文人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郭沫若的评价和倚重,实际是将其推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在备受鼓舞与激励之余,也深知自己肩负的担子的重大，祝寿大会后不到两个月,郭沫若便完成了他的戏剧巅峰之作——《屈原》。 这既是遵命之作，也是知遇之作。在那里面,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所需要的，郭沫若都达到了,都奉献了。所以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尊重自己的初心,尊重自己的使命,尊重自己的事业。中国知识分子一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记任。一旦将这种可贵品质、群体心理引入革命历史的洪流中,便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但是,如何像周恩来那样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交朋友,用好用活知识分子,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却是一个高超的艺术，也是一门大学问。
郭沫若的《屈原》甫一出,周恩来即指示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戏剧演出活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郭沫若这面文化战线上的旗帜，团结了广大戏剧工作者，把戏剧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将戏剧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让戏剧真正成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厉害的轻骑兵!
《列子》日:“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韩愈《马说》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以之视郭沫若知遇周恩来,可谓的论。
注释: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②参见石曼:《抗战时期重庆公演剧目一览》,载《重庆抗战剧坛》,1985年10月印。
③转引自龚济民、刘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④《郭沫若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229页。
⑤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575页,603- 604 页。
⑥⑩⑪转引自曹应旺:《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党史博采(纪实版)》,2008年第3期。
⑦⑧《郭沫若选集》第三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页,279页。
⑨徐志福:《走近阳翰笙》，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2页。
内容来源：沫若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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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7 16:4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