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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一个流派，对我们一直以来习惯认为的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到公元1911年清朝最后一位宣统皇帝溥仪之间的2132年为“封建社会”持完全不同的看法。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 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易中天先生认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这种政制模式在中国只存在于井田制时代，到了秦统一以后,就是郡县制,没有封建制了。
许小年先生说得更直白:“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
在史学界,这个观点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
综合他们的观点,我们长期以来认定的“封建社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其主要特征就是分封制。“春秋万国”，都是周王分封的诸侯国。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权力集中到了皇帝手中。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因此,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这漫长的两千多年，不应该叫封建社会,而应该叫专制社会,其特点就是皇权至上,因而又可以称为皇权社会。
这个流派的观点，更早来自千年以前的柳河东先生。柳宗元在著名的《封建论》一文中,就把从西周到战国的这一段历史称为“封建”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周朝拥有天下以后,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封出去,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向天子纳贡朝观，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干臣。这种“封小国，建诸侯”的制度，才是名副其实的封建社会。
近来读书,思考一个问题:皇权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尽管换了若干朝代,但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基本没变，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思考的结果，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杜绝了官场“逆淘汰”以及全员腐败的弊端。
隋唐以前，都是地方官举荐贤才,由朝廷号察任用。汉代的贤良方正、文学、孝廉、茂才等等就是这样选拔出来的。我们曾经见识过的推荐优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有点与此类似。但是,人性本恶,尽管选拔过程尽量小心谨慎,也难免有人从中作弊,最后发展成积弊。故东汉末年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童谣,反映这一人才选拔机制的致命缺陷。
于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产生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天下英才入我彀中”，为我所用。无论你是李刚的少爷,还是老农民的儿子,大家都到考场上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拼,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优胜劣汰。
科举制肇基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科举号试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904)最后一次科考,一项制度延续了1282年。科考刺激了人们发愤读书的热情。如果你读书多,有思想,有本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就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果没有本事,即使白首穷经，哪怕你爸是李刚也没人尿你。
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考试在府县，叫县考,应试者称童生,考上了才是秀才;省级考试叫乡试,乡试中榜者称举人,乡试第一称解元;取得举人资格,才能进京赶考,参加会试。会试第一称会元;会试过关，还要参加最后一个考试——殿试,考中者才是进土。皇帝饮点的殿试第一名,才能称为状元。最末等的考个秀才,也可以设馆收徒，当个教书先生，从此靠束修生活(俗称“吃笔墨饭”),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了。
由于官员大多是通过艰辛的科举考试上来的,饱读诗书的过程中，受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较深,懂得爱惜羽毛。因此，皇权社会两千多年,虽然也出过不少的贪官,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比较廉洁的,“无官不贪”的官场整体腐败现象极少发生。在我们乐山这块土地上，就出现过离任时百姓追送百里的袁子让，兴修水利工程江公堰的江吴鉴，以及公众耳熟能详的张能鱗等等廉洁奉公、造福一方的好官。科举制度不是最完美的制度，但却是相对而言最佳的选拔人才途径,因为它体现了基本的公平公正，让平民的子弟也有上升的空间。今天的高考。就是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翻版。
其次是朝议制度。朝议制度是指皇帝临朝听政的制度。就是在朝廷重臣集体办公的会议上,把重大国事交给大家讨论,然后由皇帝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最后决策。这种朝议制度对皇帝专制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制约作用的大小与皇帝个人的品质有关。按照制度规定，除开法定休沐的日子，皇帝必须临朝听政,跟文武大臣一起处理军国大事。重大事项决策之前，要由群臣充分讨论，权衡利弊,把意见汇总后,由皇帝或者宰相来决断。朝议制度是一种相对比较民主的政治制度，带一点“集体领导”的性质。它的优点在于,大臣们议政,可以集思广益,不失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有了这个制度。皇帝“金口玉言”“乾纲独断”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一旦皇帝贪玩好色成性，譬如唐明皇专宠杨贵妃、宋徽宗忙着书法绘画、明熹宗沉迷于木匠细活，“从此君王不早朝”,群臣拿他没有办法，但是那就十有八九要出大的乱子了。“安史之乱”、“靖康之耻”以及明代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权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项至关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言官制度。因为这项制度的确立,皇帝可以专制却不能独裁,即使要一意孤行搞独裁，也会遇到很多力量的掣肘，无法为所欲为。这项制度的最大功劳,就是能够及时发现错误，踩下刹车，尽可能选择正确的路。
过去一致认为，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通过阅读才知道，皇权固然至高无上,却难以为所欲为,盖因权力被关进了笼子。这个“笼子”不是虚设,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因为误上了永王李璘的贼船，“安史之乱”后以“附逆”的罪名遭到逮捕法办，按律当斩。肃宗李亨也想杀掉这个曾经写出四海传扬的《永王东巡歌》的家伙,但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出面极力挽救，皇帝也只好顺水推舟放他一条生路。
“百度百科介绍”:言官是古代官僚结构的一个较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主要负责监督与上谏。言官的权力算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明朝,言官甚至令皇帝都无可奈何。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
明代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言官指两种:监官和谏官。二者之间,前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唯有谏官所起的作用最大，在历朝历代言官中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今天，我们专门讨论谏官制度。
黄德彰先生在他的长文《嘉定四谏》中具体阐释了谏官制度的基本情况:“谏,谏官,或称言官,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员。我们中华有过349个皇帝,无论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还是为了沽取察纳雅言从善如流的美名,他们都在朝廷设置谏官。谏院、都察院、御史台等等,是谏官的部门;御史中丞、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给事中等等，是谏官的名目。”
“谏官的职权很大。皇帝有什么过错,政策有什么失误,文官、武官、朝官、地方官、百官的正邪功过,一律由他们来评判。规劝,升赏、弹劾,一律由他们提出方案,往往一纸奏章,就决定了一位大员的命运……谏官则不仅专职言事,而且拥有‘闻风言事’的特权。有所风闻,即可据此质控他人。”“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条对谏官没有约束力，他的指控不必举证。与谏官同朝,就像跟刺猬同眠一个被窝，你能不畏惧么?”谏官的荣誉却又很高。他们慷慨陈词,犯言百谏,矛头所向往往是昏君暴君佞臣酷吏,施行正义的声讨，因而每每获得社会的认同,贏得朝野敬重。“文死谏。武死战”,文臣死于进谏,武将为国阵亡,被认为是古代官吏最为壮烈最为辉煌的结局，为中国古代社会所标榜。
能否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激烈批评，即所谓“虚心纳谏”，也是人们评判一个皇帝好坏的重要标准。
圣明神武光荣正确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好皇帝,他也有犯二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著名刺儿头魏征就会及时出现,红眉毛绿眼睛地跟他争执，喋喋不休地劝说他踩剩车或打转弯灯,让他不敢有一丝一毫一时一刻的胡作非为。这才有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黄德彰老师举例说,有一次，太宗皇帝在宫中把玩一只鹊鸟,左右报告说魏征来了。他害怕魏征批评他贪玩,赶快把鸟儿塞进衣襟里面,正襟危坐装出一副正经模样。待到魏征离去，他的宝贝鸟儿却已经捂死了。可见魏征的屡屡进谏,使得皇帝都对他有所顾忌了。终于有一天,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气得暴跳，大吼:“魏征这个村夫,联总得杀了他!”原来又是在朝堂上遭了魏征的顶撞。幸得长孙皇后救助,他才打消了收拾魏征的念头。皇帝,心胸宽大如太宗者极少;谏臣，脾气倔强似魏征者甚多。于是死于进谏之臣,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但是，皇权社会有一个光荣传统，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武将的荣耀是战死沙场,为国捐躯,马革裹尸;而文官的最大光荣则是向皇帝直言进谏甚至当面顶撞,最终惹得皇帝恼羞成怒，轻则贬谪充军，重则杀掉脑袋!
有明一代，咱们嘉定州一口气出了四名铁骨铮铮的御史: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汝实，史称“嘉定四谏”。如果加上正德年间的刑部员外郎、夹江县人宿进,就应该是“嘉定五谏”(只是,宿进不是专职的谏官)。他们几位乡贤,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努力行使监督权。一方面,弹劾文武百官的胡作非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文化;另一方面,监督皇帝的言行举止，直接干预皇帝试图一意孤行的各种重大决策，乃至皇帝跟某位女人滚床单的私生活，也要拿出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横加指责。
谏官们如此认真的履职行为，虽然利国利民，却会让当事的达官贵人以及皇帝陛下下不来台,容易批逆鳞、捋虎须,给自已招来祸忠。于是,嘉定州的这几个谏官，全都受到严厉处分，廷杖、夺俸、流放或贬谪，但他们的姓名事迹却彪炳史册，流芳百世。“嘉定四谏”们的直言敢谏,让大明皇朝暗黑的天空，放射出了一抹灿烂绚丽的阳光，也让他们的故乡嘉定州，父老乡亲和子孙后代引以为傲。
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比较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被真正关在了笼子里，不敢随意挥酒,难以我行我素。正因为如此,皇权社会才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来源：转自沫若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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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5 22:44:15
来自： 中国四川自贡
发表于 2023-3-29 18:06:41
